退休第一天,我把闹钟关掉了
退休手续办完那天晚上,我做的第一件事,是把手机里所有的闹钟一条条删掉。删到最后那条写着“6:20 上班”的提醒时,手指停了几秒,还是按了下去。四十年的生物钟,不知道要多久才肯放过我。
第二天清晨五点五十,天还没亮,我照旧醒了。睁着眼躺在黑暗里,听着窗外零星的车声,忽然一阵心慌——今天不用去哪儿了,明天也不用,以后大概都不用。那种没有去处的滋味,比上班时任何一次加班都更让人坐立不安。妻子还在睡,我轻手轻脚地起来,给自己泡了杯茶。
我端着茶坐到阳台上。楼下渐渐热闹起来: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一路小跑,早点摊支起第一笼包子,穿工装的人骑车经过。我看了很久。原来清晨六点多的城市是这个样子,我上了四十年班,早出晚归,却从没认真看过一眼。
头半个月,我把自己交给了家务。能擦的地方都擦了一遍,抽屉清了三回,连阳台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也被我换了土。我把这些当成上班,当成任务,做完了心里才有一点踏实。
可一到下午三四点——那曾是我一天里最忙、最踏实的钟点——空落落的感觉就准时回来。我坐在沙发上,电视开着,却一个字也没看进去,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:我这一天,到底干了什么?
老同事打来电话,问我在家干嘛。我说没什么。他笑:你可得给自己找点事,不然要出问题。我问会出什么问题,他顿了顿说:人就散了。挂了电话,我盯着天花板发了半天呆,第一次承认:我不是累,我是怕。
有一天,妻子看我坐立不安,说:你要不出去走走?我嘴上说懒得动,身体却先站了起来。下了楼,在公园里漫无目的地走。走着走着,才发现公园里人不少,都是和我差不多年纪的,有人下棋,有人跳舞,有人只是坐在长椅上晒太阳。
我每天硬着头皮去走两圈,慢慢认识了几个人。老周以前是工程师,退休后天天来打太极;刘姐退了三年,如今是公园合唱队的领唱。他们不问我以前是谁,只问我:来不来?就这两个字,让我心里一动。
后来我给自己排了张时间表,贴在冰箱上:早上散步,上午看书或写字,下午去活动室,晚上和老伴散步。像上班,又不全是上班——这张表是我给自己定的,能改,能歇,但得有事做。头几天还觉得别扭,慢慢地,我竟开始盼着第二天早上。
有天上午,我在活动室跟着老周学打了两趟太极,手心微微出汗,心里却是松的。回家路上,我买了两根油条,一根给老伴。她问:今天这么高兴?我说:可能是出了点汗吧。她没再问,只是笑。
有回我在阳台站久了,妻子端来一杯热水,说:你现在有空了,正好把这几年欠这个家的,慢慢补上。就这一句话,让我鼻子一酸。是啊,以前我总说忙,如今终于不忙了。
我想,所谓第二春,未必是要做出多大的事,可能只是把从前顾不上的人、顾不上的事,一件件拾回来。
三个月后,有天早晨我又在五点五十醒来,却不再慌了。我起身泡茶,看天一点点亮起来,忽然觉得:原来退休不是被世界丢下,而是终于轮到我,按自己的节奏过日子。闹钟关掉了,日子却还在走,而且头一回,是我自己在走。